西南联的九零后老了他们眼里依然有光
这是一“演员”平均年龄96岁的电影，放映场次1.18亿场。票房榜TOP3分别为：《你好，由西南联学子联袂“出演”。电影上映前，李焕英》54.12亿；《唐人街探案3》45.14亿；《八佰》31.10亿。，他们中有3位离开人世，在片中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影像；电影上映后，“演员”之一的许渊冲于今年6月17日去世，享年100岁。
他们是两院院士、诺贝尔奖获得者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……但在《九零后》中，他们仿佛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。面对镜头，他们都肌肉记忆般地背出了自己在西南联的学号，这概就是“刻骨铭心”。
《九零后》导演徐蓓介绍，这电影酝酿于5集纪录片《西南联》。在这豆瓣评分9.4的纪录片中，“90后”校友们首次集体亮相，“很多观众说，5集篇幅太短，没有看够，也希望能看到对西南联更全面的介绍”。
《九零后》由此萌芽，“他们需要、值得这样一个仪式感：在影院里，关上灯，静静地，不发弹幕，看他们的故事”。
好，“90后”们的故事开始了，我们去西南联。
迢迢长路去联合学
电影拍摄时（2019年），北京理工学教授吴昌101岁，他是“湘黔滇步行团”仅存的几位健在者之一。当时学南迁，先到长沙，再迁昆明，女生和体弱的男生走水路，其生走陆路，美其名曰“步行团”，提出口号“搬家也成为教育”，全程历时68天，行程近3500里。
语言学家赵元任为此填了一首歌词《迢迢长路去联合学》，歌中唱道，“迢迢长路去联合学，去我所知最好的学”……
的确，那是最好的学。
从1937年8月组建长沙临时学开始，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停止办学，西南联前后共存在了8年11个月。在全国抗战中，这是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学。冯友兰曾为西南联写“勉词”，“同学们，莫忘记失掉的家乡，莫辜负的时代，莫耽误宝贵的辰光”。
山河沦落处，群星闪耀时。现在看来，同学们的确没有辜负。
西南联先后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5位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师……而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学，立着一块碑，上面刻着834个学生的名字，是当时投笔从戎的西南联学生。
“一个学校，一群校友，一个学生，形象都是丰富的、立体的。师有刚毅艰卓、刻苦勤奋的一面，也会有自己的个性，生而为人，概莫能外。”徐蓓说。西南联的诞生是因为国难，但在敌机出没的晦暗天空下，迷人的青春依然无处不在。
杨苡坐了4天火车——还是没有座位的行李车，才终于抵达昆明，但一点儿也没觉得苦，因为那是“走向自由”。好几个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学生宿舍的臭虫，一开始咬得人睡不着觉，但最终双方达成“和平共处”，它咬它的，我睡我的。杨振宁说许渊冲“尽找学了，所以功课就不突出了”；杨苡在诗社第一次见到赵瑞蕻，他迟到了，不住地说“sorry，sorry”……
那时候他们还年轻
最初，徐蓓想把《西南联》中出现的人物，以电影的方式全重拍一遍，可是挨个去联系的时候，他们中已经有三位离开人世，而其中分也住进了医院，再也没能在镜头前再次讲述那段经历。
2019年，徐蓓把《西南联》的一套光碟寄给了罗振诜的儿子，请代为转交老先生。有一天，徐蓓接到微信，是罗振诜的儿子，他说父亲已经住院了很长时间，不人事。他把光碟放到父亲的枕边后，第二天，老人安然离世。
对老先生们的每一段采访，都让徐蓓觉得值得作为“口述史”。
到美国采访巫宁坤，约定的时间是上午10点，然而巫先生看错时间，凌晨两点就起来了。他穿着一件鲜艳的黄色衬衣，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母校西南联的采访。巫宁坤的夫人告诉徐蓓，那段时间他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“西门外”——这是当时西南联的所在地。
徐蓓采访刘缘子时，看到她穿了一件漂亮的丝绸衬衣，“我觉得一定是见最重要的客人时才会那样穿”。采访开始前，刘缘子示意女儿递上了一支口红，认真抹完后，才开始说话。
到南京采访杨苡，徐蓓记得，那天降温，中午也冷。杨苡原本盘着腿在床上休息，但她坚持端端正正地坐到椅子上，再开始拍摄。“她在听一个绿色的播放器，我好奇地问她在听什么。100岁的她调皮地笑了一下，说，‘这是我的小快乐’，就把耳机放到我的耳朵里。”听到音乐的那一刻，徐蓓被击中了，这首歌成了《九零后》英文名的由来——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。
在杨苡不的房间里，摄制组勉强铺了两节轨道，最后的镜头从她身上慢慢拉开。“杨先生是一个很有新女性风采的女性，在拍摄中一直没有流泪。但拍完之后，我想拥抱老人，发现她的眼里有泪。她在我耳边说：just for you。她为的是西南联。”徐蓓说。
当他们进入耄耋之年，他们的眼里仍然有光
《九零后》中出现了三次《吊古战场文》，画外音念道，“浩浩乎，平沙无垠，夐不见人”。当邓稼先和杨振宁在西南联求学时，他们吟诵这篇文章，是年轻人的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；当日军侵华的硝烟蔓延到昆明，这是民生涂炭、国将不国的写照；而到电影接近尾声，的“两弹一星”发射成功，此文再次回响，青年不负家国。
“虽然我们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，现在我们的祖国富足、强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青春，青春的热血、迷茫、狂狷，每个人都有。前辈们的坚韧、达观，对人的彬彬有礼、对世界的善意、骨子里的教养……难道不是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学的吗？抛开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，所有的一切在当下仍显得非常重要。”徐蓓说。
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是五四运动以来新青年信奉的真理，也是西南联的学风。这样的集体品格让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：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？如何提高自己生命的志趣？当我们进入耄耋之年，我们的眼里是否仍然有光？
《九零后》在昆明做一场点映时，观众中有一个女孩，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“认识”杨振宁了。因为她问妈妈，谁是世界上最的科学家，妈妈说是杨振宁，于是她就买了一本《杨振宁传》让妈妈讲。这时，旁边一个小学生接过了小女孩的话，说，“我们要向杨振宁学，而且要超过他们”。
邓稼先赞赏一个人，喜欢用一个形容词“pure”（纯粹）。有人问邓稼先，为什么研制“两弹”，美国用了六七年，只用了两年？邓稼先顽皮地一笑。这是记录在西南联校友的回忆文章《绝徼移栽桢干质——忆在西南联时的邓稼先》中的一个小细节，徐蓓把它放到了电影结尾。
“顽皮地一笑，和pure这个词一样，我认为不只是对邓稼先的描写，这种描写也适合西南联的校友群像。”徐蓓说，“在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守住了心中的pure，才会有如此的成就，和宁静平和、目光清澈的老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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