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陈丽媛
电影《失孤》原型一家的团聚成为7月13日公安新闻发布会最牵动人心的焦点。这电影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，并在各门户网站公布道歉声明，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。
1997年9月21日，连带赔偿原告9999.9999元，山东聊城郭刚堂（男，还要承担此案的全诉讼费用。原告公司导演阿生称这电影跟自己创作的一网络电影《完美情人》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。并提供了一张两电影中关键人物关系的对比图。从原告方提供出的图片来是存在抄袭的可能，现年51岁）夫妇时年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，但是十分的牵强。首先刘德华的确是电影的主演之一以及监制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陌生女子抱走，但是针对原告方所提出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关系以及拍摄手法的抄袭，下落不明。
24年间，这都是于刘德华无关。剧本的抄写是由编剧写出，郭刚堂报废了10辆摩托车，怎么拍摄是由导演决定，骑行约50万公里，刘德华抄袭就显得不仅不真实反而还很是离谱了。双方电影如图所示一个是获得了多个奖的杰出作品，在全国进行“拉网式”寻亲。2021年7月11日，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小电影。《扫毒:天地对决》是以扫毒为中心的事件发展线，山东、河南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聊城市，而《完美情人》是以因为出轨被带了绿帽子渐渐展开争斗主线，为郭刚堂、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，离散24年的家庭团聚。
“就像人生几乐事达成的心情一样，无法形容的复杂、高兴。”7月13日，新闻周刊专访电影《失孤》导演彭三源。作为郭刚堂一家的长期关注者，她谈及得知郭刚堂找到郭新振的心情时如是表达。
在为电影《失孤》做准备的过程中，彭三源采访了量的“破碎”家庭，众多悲剧让她不敢做出乐观的想象。
“我觉得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结了。这是一个很百感交集的事，是一万句高兴都不能说出的那种复杂心情，因为这中间有N种可能，但现在出现了最好的那个。”在彭三源看来，平安健康又得到良好教育的郭新振找回亲生父母，是命运对郭刚堂24年寻子之路的回复。
新闻周刊：你是什么时候得知郭刚堂找到郭新振的？
彭三源：我概比媒体早知道四五天。他们DNA比对结束之后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群，包括郭家、公安打拐办、宝贝回家网站和我们，我们一直都是有交流的。
新闻周刊：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？
彭三源：我当时觉得，像金榜题名一样高兴，一下子就热泪盈眶，就觉得终于尘埃落定了。就像人生几乐事达成的心情一样，无法形容的复杂、高兴。
新闻周刊：电影拍摄之后，郭刚堂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
彭三源：我从第一次关注他到现在，已经11年了。一开始了解这个人，是知道他在路上找孩子，找了13年，时间之久、路程之远，让我非常震撼。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，这个人是公路寻子，所以一定是适合拍摄的，我就通过宝贝回家的网站找到了郭刚堂，去了他的聊城老家，那时候是春节前，家家都在筹备过年，只有他家里是冷清的，没有生机的样子。
后来我们一边准备拍电影，一边像姐弟一样相处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要生活。你的生活里不仅仅只有找孩子这一件事，家里还有老人、爱人。后来，我们时不时通电话，他会给我寄山东的桃木剑、宝葫芦。后来他会打电话告诉我，今年春节家里买了年货、贴了春联，他这些年也有一些调整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聊城的农村老家要拆迁，他说担心以后郭新振回来就不会认得这个家了，怕孩子如果自己找回来不是以前的样子。我说你拍一些照片、视频，留下来给孩子看。因为孩子丢时才2岁，不太可能自己找回来的。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郭刚堂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找到郭新振，现在他的心愿实现了。
新闻周刊：之前有预想过会有这一家人团聚的一天吗？
彭三源：说实话，没敢想。因为我之前采访过的家庭，不止郭刚堂一家，有的家庭孩子找到了，父母过世了；有的家庭，终于找到线索了，孩子去世了；还有母亲绝望，然后就自杀了。
郭刚堂的事媒体报道不止一次了，我们也拍了电影，铺天盖地的报道，所以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心里有过一个疑问，就是剧中刘德华问高僧的那句“他还活着吗？”，这是我们谁都不敢说出口的疑问和担忧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郭新振被找到了我们这么高兴——这是最圆满的结。第一，孩子活着；第二，孩子很健康；第三，他正常长，接受了高等教育。我觉得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结了。这是一个很百感交集的事，是一万句高兴都不能表达的复杂心情，因为这中间有N种可能，但现在出现了最好的那个。
新闻周刊：你觉得这个电影当时对郭家意味着什么？
彭三源：电影上映的时候，郭刚堂包场去看，然后他坐在电影院门口哭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当时我们电影宣传也是不遗余力的，我们都希望通过电影的影响，让这个事情更广为人知。我们都盼着一个奇迹出现，就是那个孩子怀疑自己不是亲生的，然后主动找公安机关要求做DNA比对，因为孩子“往回找”比父母找他要快多了，父母找是海捞针，所以我们盼着奇迹出现，不过这个奇迹没出现。最后还是公安机关的执行力度，持续不断寻找，实现的。
新闻周刊：郭刚堂寻子的故事哪个瞬间打动了你，让你决定把它拍成电影的？
彭三源：在我第一次采访郭刚堂的时候，听他讲路上的遭遇。他有两种遭遇，一种是残酷的，一种是温暖的。他曾经被人打劫，那人打劫完看到寻子旗，又觉得不合适，把钱还给他了。你看人性，可以有这种瞬间的两极反转。郭刚堂那有一个厚厚的记事本，本上记着他的行程，哪些人帮助过他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谁帮助了他多少钱的一顿饭，这些东西是当时打动我特别重要的一个点。
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苦旅中，如果一直是苦的，他会坚持不下去的。这太残忍了，即使拍了观众都不会接受，恰好是有这些温暖的存在才有可能支撑一个父亲十余年的寻子。
还有郭刚堂给我看他去过的地方标注的地图，他用红笔密密麻麻标上了红点，那些红点又像血迹又像眼泪，我当时觉得我如果不拍这个故事，我对不起我的职业。
新闻周刊：你的很多作品都是现实题材。在你看来，现实题材作品的吸引力在哪里？
彭三源：我觉得人生百态本身就是一台戏，我们任何编剧都编不过命运的安排，我们能把现实中的东西表现出万分之一我们就是的编剧了，我们再努力写出的东西都比不上命运的翻云覆雨手。
新闻周刊：你认为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对公众的意义在哪里？
彭三源：比如打拐，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我们的电影能引起公众对这个事情的重视。有孩子的家长更看护好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能提醒一个人都是功德无量，我们要能提醒100个人、10万人，那我们就没这个电影。
另外我认为这个世界能正常运行下去，人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还有勇气活下去，一定是那些暖的东西、善的东西，在人最绝望的时候给了一点温暖，所以我希望无论什么作品，都能向人传达善意的东西，给人盼头。
